一、贵阳早期的中药业
贵州省地处高原山区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雨量分布适当,气候湿润，天然中草药物易于生长，是一个发展中草药业的好地方。可是自明代建制以来，长期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下，地偏西南，交通不便，文化较低，工商业不发达，中草药业也得不到发展。人们生病或是就地买少数民族挖来的生药治病，或是用一些简单的按摩、拔火罐和针刺等方法治病(俗谓之发痧，用瓷针刺手指、头部、使出血以治病),并无常设药店。有些卖药者，把一些药放在地摊上，向病者问病发药，没有处方，分量由卖药者斟酌，而较边远的县份还迷信“祝由科”,用咒语治病。清代名医陈修园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提到:“乾隆嘉庆年间，贵州瘟疫流行,病发辄死，方书不载治法，有人于丹平山得传授奇方，四十九痧得治，活人无数。”相传这种“奇方”系用针、灸艾、单方等方法以治各种蛇痧、喜鹊痧。他还提到用烟屎(即旱烟杆内的多年积存烟油)内服，外搽鸡蛋清于头部两侧太阳穴、心窝、手足心等处，能治一切羊毛痧蛊毒。由此可见贵州省当时医药业不发达的一些情况。至清朝末叶，始有省外商人贩少数中药材来贵阳推销,又把一些省外不产的生药运出，初步形成药材业务。有些少数民族把他们传统所知的生药挖来出卖，一些人看到在药材上可以谋利，就做起药材生意来了。清光绪初年，贵阳最早的药材店有熊家的“万元堂”、聂家的“乾元堂”、“保元堂”等少数药店，谓之官药铺。其他如公园路的“发火柴”,经营草药，各种草根树皮均不加以炮制就入药，所以招牌题名“发火柴”,确也名符其实。“发火柴”原铺设在今公园北路口，旧地名悦来巷，虽有药店，但规模小，设备简陋，药物不全，加工炮制欠佳，质量不高，疗效不大。以后药店时有增加，其中个别店家以谋利赚钱为主，常出售假药，如有把草席的草充麻黄,官桂冒充西藏厚朴，杂骨充虎骨等。可见当时有病苦，求医难，买地道药材更不易。
二、同济堂的创办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光绪年间，贵阳的人口较前增加，人民为健康对医药有所要求。贵阳当时乡绅中稍有远见的部分人士，鉴于药业的落后，一为谋利，一想为地方做点福利事业，而药材业务既稳妥，而又为人民生活所必需，如果经营有方，实为名利双收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于是“同济堂”于光绪十四年(公元年)在贵阳诞生了。它是由唐炯(字鄂生，曾任清朝矿务大臣，云贵总督)和于德楷(字仲芳，曾任清朝知县)二人合资开办的,其店设在贵阳正新街，店堂仿照外省的布置，于德楷介绍他在汉口的老友黄紫卿担任该店的经理。黄到店后，唐、于提出一个干股给黄作为优待。所谓干股，即不出资金，作一股本钱享受年终分红。黄系江西人，能力强，学识丰富，通晓医理，熟识药物，并且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水平。同济堂开办时有二千两银子的资金，当然一切顺手好办，诸如到江西景德镇订烧装药的瓷坛罐，采办药材和药碾、戥子等工具，很快办妥。那时一般人的习惯，生病后，到小药店或药摊上，给点另钱,说了病情，由卖药的配上几味官药或草药，回家服用，不好再去，取其简单方便。而到大药店去买药的都是中上层人家，因此同济堂开设初期业务不能以广招徕。黄紫卿见此情境,为了打开销路，发展业务,就制定了下述几项经营管理方针:
(一)改善经营管理作风和服务态度
解放前,在贵阳交易市场上，做生意是相机作价,货多则价低出售，货缺则以势涨价，旧话谓“一本十利不为贪”,“-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”。而同济堂在这方面则以力求药价稳定、出售好药，争取营业额增加为目的。在店堂上,黄紫卿叫人用金字大书“一言堂”三字，下面还配上“货真价实”、“童叟无欺”的挂牌，即是对顾客提出保证:药材很好，价钱公道，不得二价。顾客上门，有问必答,按顾客的要求办,不论整剂或另药都卖。店堂内还备有一-大壶茶，摆上几张大长凳，作顾客休息等候取药之用。买药时先由掌柜的先生算价，收款时在药单(处方)上盖上店章,并注明多少味药，交拣药的人拣药。药柜上和坛罐上均贴有药名，以防拣错。药拣好后，用木盘装着交在柜上核对清楚,然后分别各包发出。旧时医生在处方左角写上“称足各包”四字，为防止药店短称恶习。在“称足各包”上，同济堂确是做到不少分重，并在包药纸上印有药名、性味、归经、功能和用途,还注明药性的相反相恶的配伍禁忌，使病家得以参考，能照原处方自行核对，避免差错。为方便顾客及远道来贵阳的旅客的需要和使用，同济堂添制了若干成品药,如丸散膏丹,携带存储两便。此外,还采购各种参、茸、燕、桂道地名药，明码实价，矫正了卖假药、提高价格的陋习。除卖药外,同济堂根据当时一些病家请医生难的实际情况，聘请名医何献琪、严仲麟等坐堂应诊，买签按号,依次看病拣药，加强医生与药店间的联系。对一些有困难的病家，实行半价收费，还长期免费送--些成药给人救急，如烫伤药，刀伤药，阳和膏等，并增加晚班营业，即使是深夜或冷热天气都可随到随卖，形成数十年堂规。
同济堂在力求改良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后，业务上大有发展，成为我省的著名药店。
(二)店内的经营管理
1,加强对药材库的保管。同济堂药店的药材储备量是丰富的，因此，必然要有一-套保管制度。药库有负责人，有值班人，进货发货时按药品分别设立帐册，登记药名、数量、产地等等，管理药物存销。贮藏保管时，按药物性质，如芳香药密封,哪些药该坛装，该缸装，该包装，都有一一规定，该缸装坛装的，都先在坛、缸内存放一定时间的石灰以吸收坛罐内水分，然后再放入药物，定期进行检查翻晒工作,到入霉时期，还要加意保管。总之，以不使药物受到气候影响而变质霉烂和虫伤鼠咬，失去疗效为度。库房时时注意清洁，定期扫除积尘。在节约方面，连药末也加以利用，在端午节前将药末配制成一种“香面”,在门市上送人做香包以避暑疫，藉以宣传声誉。每逢端节前，无论大人小孩都纷纷去店要香面。有时一些药末还可卖出做醋的发酵剂。节约药物，成为该堂库房的一套保管制度。
2.药物的加工操作。中药材采购到店后，多数是要经过加工后才能使用,谓之“炮制”,在这方面，同济堂确实是下了一些工夫的。该堂在黄紫卿的指导下,对药物进行加工，烘炕认真、得法;如熟地必须九蒸九晒,入坛必按定量一斤熟地舞--斤绍酒配制,密封装好，成熟后启封;鱼胶、虎骨是同济堂的特别名药,加工时极为细致,用油饼作燃料,需要三至七天,火势要均匀,熬出鱼胶和制成的虎骨，质量才高，疗效才大。八宝眼药的加工也很复杂，其中的一味爐甘石，用炭火煅后，淬于三黄汤(黄连,黄柏、黄芩的汁)内侵透晒千研末，而八宝眼药，是普通药，售价不高，但为人们需用和爱用的常药，同济堂在这点上，不因麻烦和利少而不为。如洁净方面的用洗、漂、煮,服用方面的用千燥或水浸泡，如枳壳、白芍、桔梗等。经过上述炮制，既易于切片，又洁白美观。药物的“炮制”方法不胜枚举,同济堂能按医理药物属性,在配伍和分量上，依照定例称足，按“君臣佐使",主次分明。在黄紫卿的指导下,同济當“遵古炮制”药物,疗效较高,使该堂骤增声誉。
3.职工的福科待遇，同济堂的东家们为了巩固药店，。使该店人员不致外流，对职工们的福利待遇方面，也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，使他们能安心在店里工作。该堂薪水较其他药店为高,不受币制改变(由银子、大洋到纸币)的影响，而按当时的生活标准付给工资，年终每人给双薪，三大节中(春节、端节、中秋)给每个职工送礼-一份，从未间断，直到一九四九年止。本店职工都有一个药折，凭折登记取药，年终结算，即使是东家来取药，也要立取药折，凭折子登记发药，年终结帐收款。这对当时其他药店来说是很难办到的。职工上夜班的有夜班钱，职工中有婚、丧、嫁,娶的，两个东家各送四十元大洋的厚礼，以后形成例规。如有意外事故，还酌情给以补助。在生活方面，由店中供给每天一餐饭，半月打一次“牙祭”(每月初二，十六日开一餐有鸡有肉的饭食)。由于职工生活较为安定，都能努力工作。此种情况,为药业同行职工所心羡。黄紫卿之后，继任同济堂的经理多是唐家的人，先是唐省吾，后是唐茂宏,这些管理制度，后继人都一一沿袭下来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，重视医药
业的发展，同济堂也和其他中药业同行一样，焕发青春，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突飞猛进，药材质量越来越高，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。
三、同济堂对贵阳中药业的影响
同济堂因其有-套经营管理的办法，在省内外得到好的名声。同行中都先后仿效它的做法，聘请医生坐堂应诊国，包药纸上印上药名各包，如协济药庄，生生药房等。在价格方面，也比较合理，卖假药的现象也渐渐减少。因需药量日增，省外行商贩药材来我省交易，贸易额日有增加。他们还在贵阳普定街(今黔灵西路)成立了许多的药材行号，有川帶、广帮、京帮等。四川的川贝、川芎、川乌，广东的广木香、陈皮、广三七、肉桂，云南的三七、蒙桂，东北的人参，江浙的杭菊、浙贝都源源运入贵州省;而我省的特产药材如石解、栀子、朱砂、雄黄、天麻等也得以输出。省外商人来筑开药店的有公生药房(原址中华南路经售云南名产白药)、安徽的恒和参茸庄(原址中华中路)。各药店药价稳定，打破讨价还价的陋习，四处来购地道药材，精心炮制,搞好经营管理，互相交易，于是贵州省中药业日趋发展。（曾仁昌汪凡）